这场自上而下、疾风暴雨式的教育改革绝非在鲜花和掌声中推进。
它触动了延续千年的利益格局和思想根基所激起的反抗浪潮如同暗礁与漩涡时刻企图将这艘刚刚启航的改革之船击碎。
阻力首先来自意识形态的核心——传统的士大夫阶层。
许多皓首穷经、以科举为正途的儒生将新学视为洪水猛兽是“以夷变夏”、“毁灭圣学”的亡国之举。
他们利用尚存的舆论影响力在私下的文会、诗社中大肆抨击。
指责新学“重利轻义败坏人心”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奇技淫巧、不懂圣贤大道的“匠户”和“吏胥”而非真正的“士”。
甚至有人撰写檄文暗中流传将天灾异象(如某地旱灾)附会为“上天对变乱祖制的警示”。
许多乡绅、致仕官员拒绝将子弟送入新式学堂宁愿在家中延请塾师教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准备走“正宗的”科举道路。
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儒生鼓动民众冲击正在修缮的校舍驱逐新学教师的事件。
他们将新学堂污蔑为“招引邪魔”之地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尽管崇祯皇帝竭力控制成本(利用旧房产、低薪招募教师)但如此大规模的教育普及其开销仍是天文数字。
校舍的修缮与新建、教员的薪俸(虽不高但总量庞大)、教材的印刷与分发、以及承诺的“官给膏火”(学生伙食补贴)每一项都需要真金白银。
户部尚书倪元璐的账本上赤字惊人。
传统的农业税收早已捉襟见肘龙元改革的红利尚需时间沉淀。
庞大的军费开支已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如今又添上教育这一沉重负担。
朝廷的财政几乎完全依靠日月集团的巨额利润和崇祯皇帝的内帑在持续输血。
这种依赖商业和皇室内库的模式虽然高效却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整个教育体系可能瞬间崩盘。
“女子入学”这一条在保守的乡村和士绅家族中引发了最为剧烈的观念地震。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早已深入人心。
让女孩抛头露面与男童一同坐在学堂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伤风败俗、悖逆人伦。
除了极少数开明家庭绝大多数农户和士族都拒绝让女儿上学。
地方官对此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强制推行可能激起民变。
这一条款在现实中几乎形同虚设但它如同一个标志宣告了皇权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强势干预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也预埋了未来社会变革的引信。
面对重重阻力崇祯皇帝展现了他一贯的冷酷决断和政治智慧。
他毫不犹豫地动用了厂卫(东厂、锦衣卫)这把利剑。
对于公开散布言论、煽动破坏的士人首领予以严厉惩处或革除功名或流放边陲甚至以“谤讪朝政、阻挠新政”的罪名投入诏狱。
对于冲击校舍的暴行当地官员若镇压不力立刻罢官查办。
这种高压手段迅速遏制了公开的、有组织的抵抗为新学的推行扫清了最直接的障碍。
提供“出路”导向(最关键的一步): 崇祯深知仅靠暴力无法长久。
必须让天下人看到走新学之路同样有光明的前途甚至比旧的科举之路更快捷、更实惠。
于是他颁布了 《学校出身任用条例》。
新式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尤其是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可进入国子监无需经过科举可直接由吏部选派进入各级官府担任具体的实务官职如户房的书办(负责钱粮账目)、工房的匠作监(负责工程营造)、刑房的典吏等。
表现优异者甚至可以破格擢升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享有同等的升迁机会。
这一招精准地击中了旧科举体系“录取名额极少、上升通道狭窄”的痛点。
对于广大的中下层平民乃至一些家道中落的士绅家庭而言科举之路漫漫长夜而新学之路却提供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体制内晋升捷径。
一时间“读书做官”有了新的解读 ——不一定要熟读诗书精通算学、格物同样可以端上“铁饭碗”。
这一巨大的利益导向极大地吸引了潜在的生源使得新学在底层拥有了顽强生长的沃土。
许多原本抵制新学的家庭开始悄悄打听入学条件。
尽管步履维艰争议不断但到崇祯五年底六年初新式教育的幼苗已然在帝国板结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在北京西山的“格物大学堂”里第一批遴选出的青年学子正围着汤若望带来的地球仪好奇地指认着欧罗巴、亚美利加的位置; 在南京的“算学大学堂”学生们用新式的算符演练着复杂的方程; 而在成千上万所简陋的乡村“小学堂”里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齐声诵读着改编版的《三字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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